2023年10月，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匈牙利、意大利、德国，并参加法兰克福书展。我虽长期写作，出版作品也不算少，但我与外国翻译家接触的机会并不多。有朋友对我说：“你出了这么多写故宫的书，特别应该翻译成外文，让外国人也了解故宫，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实我知道许多外国人是渴望了解这些的，我曾不止一次地带着外国朋友参观故宫，向他们介绍故宫，还把我的书送给他们，他们一面翻看着，赞美书的装帧精美，一面又面带遗憾地说，可惜不懂中文。我曾有一本关于故宫的书被译为阿拉伯文，我想在遥远的阿拉伯世界，有谁会对中国的故宫感兴趣呢?没想到沙特的这家出版社请来黎巴嫩国家博物馆馆长翻译，责任编辑也是一位作家，以保证译本的学术性和文学性，可见这家出版社对这本书的珍视。2023年9月，出版社邀请我去沙特利雅得国际书展与读者见面，我已经办好了签证，却因故没有成行。我听说这本书在利雅得国际书展现场就卖掉了800多本，这在人口只有3000万的沙特算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但我的外国译本确乎太少，一方面是由于缺乏机缘，另一方面则缘于我对翻译这事比较怠惰，心想即使翻译成外文，在外国又会有多少读者呢?此次欧洲三国之行，让我有幸结识了好多位热衷于中国文学的汉学家、翻译家，还有许多痴迷中国文化、文学的读者和学生，让我深受触动。

　　飞机落地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是一个清晨，美丽的布达佩斯仿佛一个梦境中的城市，还没有完全醒来，带着梦境中的慵懒。空气清冽，混合着淡淡的花香，水鸟在河流上拍打翅膀，有如空谷里的回声。我们在城市的交通高峰到来之前抵达了位于市中心的埃克布达佩斯中心酒店，各自洗漱、小憩之后，出发拜会匈牙利作家协会。

　　匈牙利作家协会所在地的马路对过就是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使馆楼上飘扬着五星红旗，让我感觉自己飞越了半个地球，却并没有走远。匈牙利作协这座古色古香的三层小楼我曾经来过，小楼内部盘旋的楼梯、欧洲老电影里常见的那种狭窄的小电梯让我印象深刻。作家协会在三楼，参加会见的有匈牙利作家协会主席和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馆长等，翻译是我曾经的同事、此时旅居匈牙利的李震先生。

　　我们坐在长桌边，喝着咖啡，品尝着匈牙利风格的小甜点，所有的话题都聚焦于文学。我们不远万里，就是来谈文学，这让我觉得有些恍惚，有些离奇。有谁会跑这么远的路，就为了谈文学呢?但这样的“奇事”，正发生在我们身上。文化背景相异，语言完全不通，彼此之间却毫无陌生感。那个中午，我们有说不完的话，一直谈到下午，我们不得不起身，去赴大使馆之约。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意大利。几日后我们去罗马，访问意大利作家联合会，耄耋之年的意大利作家联合会主席纳塔莱·罗西热情相迎。那一天参加会见的意大利作家满满当当坐了一屋子，我们的话题，也塞满了一屋子，够我们所有人消化。

　　第二天，还是在这间屋子，纳塔莱·罗西先生为我们几位中国作家请来了多位意大利出版人，他们是从意大利各地赶来的，可以说来自五湖四海，为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就是为了交流文学。参加交流的中国作家、评论家李敬泽博览群书，对外国文学了如指掌，对意大利作家更如数家珍，而我只读过卡尔维诺等少数意大利作家的作品。他们相谈甚欢的时候，我以为不熟悉意大利文学的自己在这间屋子里已成“异类”，但是当我说到我的写作以故宫为主，所有人都有了共鸣，因为我们之间有一座桥梁，就是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他导演的电影《末代皇帝》不仅在中国影响极大，在意大利也几乎是尽人皆知。因此一提到故宫(紫禁城)，他们都感到非常亲切，非常神往(在座没有一位到过故宫)。当然我们还谈到了几位共同的“老熟人”，就是马可·波罗、利玛窦和郎士宁，他们全都来自意大利，全都与紫禁城有关，也全都与我的写作有关，我曾写过一本《远路去中国》，讲的就是与紫禁城休戚相关的几位外国人，上述几位都是书中的主角。这让我切身地感受到，文学真是伟大，不论相距多么遥远，心灵都会因它而相通;文学又是多么纯粹，无论多么陌生的人，都会因它而敞开心扉。

　　更令人难忘的是在大学的交流。在罗马大学的马可·波罗大楼，面对那些金发碧眼的意大利学生，我们4个中国作家“四手联弹”，做了“重新讲述古老故事”的讲座。现场原本由罗马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魏怡作翻译，但意大利学生准备挑战一下他们的中文听力，一致决定不用翻译，这样就把时间效率提高了一倍。罗马大学东方语言系教授伯艾丽主持座谈会，她问我对罗马的印象如何，我讲到在罗马，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角斗场这些古罗马时代的建筑。2000多年前的古建筑，至今仍巍然屹立。而在中国，2000多年前的建筑很少。表面上，这是因为中国建筑多为木构、西方建筑多为石筑，所以中国建筑不像西方建筑那样坚固。但实际上，中国人一样追求永恒，只不过追求永恒的方式并不依赖原材料的坚固。在中国人眼中，万事万物皆有生有灭。灭与生，就像夜与昼一样，是宇宙之常理。因此中国的宋画里，有许多是以枯树为主题(以北宋苏轼《枯木怪石图》为代表)，枯树不是代表死亡，而是意味着重生。纸绢上的书画可以腐烂、消失，摹拓技术却让它重生——让消失的绘画和文字出现在另一张纸上，以摹本或者拓本的形式继续存在，等这卷摹本或者拓本行将朽灭，又会创造出新的摹本与拓本，从而让一幅作品在岁月中完成接力，永不消失;木构建筑可能抵御不了岁月的风雨，但中国人掌握了营造的方法(以宋代李诫《营造法式》为代表)，让一座消失的建筑，很容易就可以重建。中国人因此找到了超越死亡和毁灭的方法，从而创造了真正的永恒。中国人珍视自己的文化遗产，但不仅仅珍视有形的遗产，更看重无形的遗产，那就是思想、智慧与方法。在中国人看来，真正永恒的并不是物质，而是精神。正是中国人的思想、智慧与方法，让文明不朽。

　　那一天我们讲得投入，意大利的师生们听得兴味盎然。讲座结束后，所有人聚集在大教室窗外的大阳台上，热烈地讨论着，久久不肯离去。我们的讲述，让他们对古老的中华文化更加向往。

　　如诗如画的城市，唤醒了我们跑步的欲望。我对伯艾丽教授说，我们每天都在罗马跑步。其实自到达布达佩斯第一天起，我和敬泽就开始跑步。在布达佩斯，美丽的多瑙河从城市的中央穿过，大河两岸，耸立着那么多古老的建筑，有教堂，有城堡，有国会大厦，让人意识到时间在累积。在这里，时间并不是逝水，一去而不复返，时间更像是石头，在岁月里沉淀下来，变成一座座富丽堂皇的建筑，河水可以照鉴它们的倒影，却不能把它们冲走。不管每天活动回来多晚，我和敬泽都要沿着多瑙河跑步，波光闪烁的河面，竟同时唤醒了我们的少年记忆——我们都想起了少年时看过的电影《多瑙河之波》《多瑙河三角洲的警报》。一条壮丽的河流，把我们带回各自的少年时代，2023年深秋的匈牙利与上世纪80年代之初的中国，天差地远的时空，也因此产生了不可思议的串联。我想这就是意识流吧——流动的河水，给我们带来流动的思绪，像我们奔跑的脚步一样飘忽不定。但时间并没有被流水带走，相反，被流水带了回来，让少年时的我，与人到中年的我，在多瑙河的桥头相遇。

　　在布达佩斯，有8座大桥飞架在多瑙河上。离我们住的酒店最近的，是伊丽莎白桥。这位伊丽莎白，就是奥匈帝国皇后伊丽莎白·阿玛利亚·欧根尼，也就是著名的茜茜公主。我们从酒店跑到伊丽莎白桥，再沿着河滨大道，经过塞切尼链桥，到国会大厦折返，再一路跑回酒店。

　　除了与多瑙河相关的两部电影，我还想到，中国与西方的建筑固然差别巨大，桥却都是异曲同工，有木桥，有石桥，到工业时代以后又有了铁桥。我没有研究过桥梁史，不知道世界上最早的桥诞生在东方还是西方，桥的形制却大同小异。后查资料，才知道古巴比伦王国在公元前1800年建造了多跨的木桥，中国则早在周代就已建有梁桥和浮桥，比如在公元前1134年左右，西周王朝就在渭水之上架建起了浮桥。在文化交流并不便利的古代，互相借鉴的可能性很小，这表明人类的思维具有某种趋同性，只不过这种趋同性被纷繁的文化表象掩盖了。在有些时候，文化的差异性被夸大了，共性反而遭到了遮蔽。

　　在法兰克福书展，我见到了从北京赶来的很多老友，他乡遇故知，别有亲切感。我们一起见证了“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扬帆计划”之“中国文学世界行”的启动仪式。这天晚上在法兰克福举行的“中国作家之夜”是一个美好之夜、难忘之夜，我们“访欧五人组”与赶来参加法兰克福书展的国内诸君共襄盛举，也与汇集在法兰克福的欧洲汉学家、翻译家们济济一堂。文学是一个可以共享的世界，就像一座桥，来自四面八方的人，都可以在这座桥上相逢。